文／周妤靜
2018年公投綁九合一選舉結果，婚姻平權及東奧正名等公投案在票數上面臨壓倒性挫敗，有人說非戰之罪，有人說這是臺灣公民給予社會運動的一次重擊，那麼社運團體該為前景悲觀嗎？該如何重新站起來？
長期研究社會運動的臺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表示，社運團體要積極進行草根工作，遊說一般大眾，只要繼續奮鬥，仍大有機會在下個階段取得勝利。她也鼓勵對公投結果感到灰心的公民，根據歷史脈絡理解台灣的政治結構、對照他國的民主演化。「也許就不會這麼沮喪。」
范雲於2018年出版的專書：Social Movements During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便提供了這樣的結構式分析。但除了分析政治結構，范雲更將研究核心聚焦在運動者本身──探討台灣民主轉型過程（1980-2000）中，婦女、勞工與環境運動者的生命傳記。
上述範疇的設定，是為了解答社運在同一時期展露不同面貌的原因。書中表示「選舉制度」等政治機會結構僅是影響社會運動的元素之一，運動者的角色及組織成員的特質，也會影響該運動的組織劇碼（organizational repertoire）。書中舉例：台灣政治轉型期間，婦女運動者為中上階級的比例偏高，教育程度亦高，但政治化的程度低，與環境運動及勞工運動的組成結構明顯不同。因此婦女運動與後者的運動方向大相逕庭，走出獨立於政黨之外的運動路線。
過去的社會運動理論鮮少側重在運動者本身；范雲延伸過往的研究成果，找到微觀層次的切入點，藉此細緻地描繪出社會運動與政治環境的互動過程，指出影響社會運動的關鍵機制。
將研究背景選在台灣邁入民主化（1980-2000）的期間，也有助於反映政治變遷下，社運團體迥異的行動路線與政治抉擇。范雲表示，今日的社運軌跡和政治風格，是由當時延續而來。
她舉例說：台灣兩大政黨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主權論述及兩岸議題，這會壓迫到其他社會議題的發展空間。尤其當公投結合大選時，政黨為了守住選情，便不敢針對社會議題提出明確主張；或考量到選民特性，政黨會與特定倡議團體結盟，共同為公投議題進行遊說以爭取選票。
政黨與倡議團體的結盟，造成不同公投案在人力及財力上的懸殊差距，其差距又將影響議題在公民社會中的擴散性與說服力。
不過范雲認為，公共議題一旦進入公投程序，便表示該議題在公民社會中具有影響力，也代表社運有了一定的成果。她指出，2018公投的癥結點，仍在於公投法規的改革──「公投應奠基在更有水平的政策討論上，且未必要與大選同時進行。最重要的是，降低金錢與資源在公投過程中的影響力。」
公投鳥籠打開後，公民社會還需要時間適應籠外的生活，但這樣的政治實踐仍有助於推進台灣民主。范雲持續進行社會研究，亦是為了發掘更貼近民主理想的政治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