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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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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社會系演講系列」—Subversive Practices of Donor Sperm – Ethics on the Border

       Stine W. Adrian(丹麥 Aalborg 大學科技人類學系副教授)於 5/3 抵台,開始為期三週的訪學之旅,並在 5/10 來到台大社會系與師生們分享她的人工生殖科技與使用者研究。演講一開始,Stine 便提及台灣的人工生殖管制的特殊之處。出於對「亂倫」的恐懼,世界各國都會制訂相關規範,限縮來自同一位捐贈者的精子使用次數。在丹麥,同一位精子捐贈者最多可以提供給 12 個家庭使用。然而,在台灣,卻具有全世界最嚴格的「活產一次」規定,也就是說,只要成功生下一位小孩,來自同一位捐贈者的精子都必須銷毀。這樣嚴格的規定,也是促使 Stine 對台灣產生興趣、來臺訪學的原因之一。

       丹麥擁有舉世聞名、規模最大的精子銀行,寬鬆的精子捐贈政策加上企業化經營,丹麥精子銀行不僅足以供給內需,更以「小維京」(little Vikings)為品牌形象,將斯堪地那維亞精子外銷到全世界。甚至不少來自歐盟各國的女性,都為了求子而來到丹麥。然而,歐盟各地乃至於世界各國,對於如何使用捐贈精子都有不同的管制措施,對於誰能使用捐贈精子更是社會爭議的核心,因此,這些跨國求子的女性常常是遊走在法律與倫理的邊緣。Stine 便把這些跨越國界、法律規範、倫理的求子策略,視為一種「顛覆性實作」(subversive practice)。

       丹麥精子銀行是高度商業化與私有化的運作機構,為了利益最大化,也常是顛覆性實作的主要行動者。點進丹麥精子銀行的網頁,會驚奇的人們可以像是在商店街一樣選購各式各樣的精子,左側更有各種不同種類可以篩選:種族、瞳孔顏色、髮色、身高、體重、教育程度、血型等等,甚至,在捐贈者的詳細資訊中還可以選取匿名與否的選項。如果捐贈者選擇非匿名,那麼就代表等到孩子成年以後,他/她可以追溯血緣、找到自己的生理父親。然而,根據 Stine 的分析,這種強調「選擇權」的規範模式,事實上是由於精子銀行的施壓下才得以通過。

       從助產師、精子銀行與被排除的使用者的三者結盟中,更可以看出顛覆性實作的洞見以及有力的分析力道。直到 1997 年,丹麥才通過人工生殖相關法規,而在此立法過程中,誰能使用捐贈精子一直都是最核心的戰場。出於「孩子最佳利益」的考量,丹麥國會最終禁止醫師為女同志以及單身女性施行人工生殖措施。然而,這條法規也恰恰撐開了一道未被規範的實作空間。如果由醫師之外的醫事人員來執行的話——像是助產師——那麼似乎就既不合法,卻也不違法。丹麥一名女同志助產師 Nina Stork 便順著這條途徑,在當地成立一間助產所,請醫師協助購買精子,並由助產師們來執行授精程序,為這些不被法律所欲求、不被信任可以給予孩童最大利益的女同志及單身女性們一圓求子夢。很快的,Stork 助產所成為歐洲最富盛名的「顛覆性實作」中心。

       演講後在場師生與 Stine 也有許多精彩的交流,本場演講的主持人吳嘉苓老師也特別提醒大家,除了這場演講之外,Stine 也將在「新生殖科技與全球組裝:亞洲比較觀點」中發表她最新的研究與觀察,歡迎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朋友,5/17-18 到場聆聽。

(記錄整理 陳韋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