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室交易》這本書，在臺灣甚少有人提及。我第一次閱讀，是在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博一的必修課：研究方法（1986年）。課堂討論的是第二章「方法：社會學家做為一位窺淫者」。當時覺得韓菲瑞斯（Humphreys）實在太酷了，可以在那麼困難的田野找到「把風者」（watch queen）這個本來就存在的位置/角色。研究者既不需要參與田野中的性活動，研究行動本身又不干擾田野。而他既有系統又細緻的田野描述，讓讀者彷彿親臨現場。然後，幸運地在紐約的Strand二手書店以美金個位數的價格買到此書（原價要30美元），因而有機會在家中慢慢閱讀。回臺灣任教之後，也曾經將此方法章節列為質性研究課程中田野觀察記錄的閱讀教材。 即使沒有研究公共性行為，也會經常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書籍中瞥見《茶室交易》。幾乎很少例外地，只要討論學術研究倫理免不了會以《茶室交易》做為錯誤的範例（另一個是Milgram［1963］的服從電擊實驗）。他們認為這個研究「有問題」（dubious, Kelly & Ali, 2004）、「具爭議」（controversial, Neuman, 2006），且「惡名昭彰」（infamous, notoriety, Bryman, 2001）。於是乎，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的學習者，不知道此研究的時代背景，不清楚研究的學術貢獻，但似乎都深植了如下的印象：韓菲瑞斯是違反研究倫理的糟糕的學術工作者。 幾年前到美國開會，逛紐約書店又買到Laud Humphreys的傳記（Galliher, Brekhus, & Keys, 2004），特地不請書店代為郵寄到台灣，等不及就在回臺飛機上閱讀。這才更進一步認識了他充滿傳奇的一生。23歲時他父親過世，留下一封信寫道：「很遺憾我們沒有分享彼此的秘密，這讓我們沒能很親近」（原來，父子倆都是同志）。50年代擔任神職人員時，許多不敢出櫃的同志，找他諮商尋求協助。60年代參與人權運動，把黑人帶進教會，引起白人不滿，持槍闖進他住處，導致太太流產。66年向法務部投訴有家餐廳不肯服務他的菲裔友人（當時種族的空間隔離非常嚴重），在聯邦調查局（FBI）留下檔案。72年帶領反越戰的學生遊行隊伍，走到徵兵場所，將尼克森總統肖像取下撕毀，因而入獄三個月。74年在美國社會學會研討會上出櫃，此後在社會學界致力推動同性戀研究的學術組織與論文發表，並積極參與洛杉磯地區的同志運動，直到88年因肺癌過世。 回到《茶室交易》，這本書獲得由美國社會問題研究學會頒發的C. Wright Mills Award傑出書獎，但也因為研究倫理的問題，讓他失去教職。韓菲瑞斯於60年代中期就在公園公廁中以把風者的角色觀察男性性行為。在取得少數觀察對象的信任後，也進行訪談。然而願意接受訪談的茶室參與者偏向高教育程度者，為免樣本偏差，他偷偷記下公廁參與者的汽車牌照號碼，並經由警察機關獲得車主的姓名與地址等資料。隨後再擔任一項政府健康調查的訪員，登門詢問他們的婚姻狀況、職業、政治態度等相關資料。這些受訪者並不知道訪員曾經觀察過他們在公廁的底細。批評者認為他的研究涉及層層欺騙，會讓大眾對社會科學家失去信任；今後公廁中的參與者，不只要對警察提高警覺，還要時時小心偽裝成旁觀者的社會科學家；研究資料若不小心遺失走漏，會傷害很多當事人。韓菲瑞斯承認他不應該追蹤汽車牌照號碼，進而到他們家裡訪問。如果研究可以重來，他會花更長的時間與當事人建立關係，以找到背景更多樣、願意受訪的人。這樣即使樣本仍然沒有代表性，但是資料至少會豐富些。他也辯解，如果要觀察具有高度污名的行為，就得偽裝成船上的一員。如果高掛「我是研究者」的名牌，在公廁中只會看到沖馬桶的身影。他非常謹慎將可以辨識參與者身份的資料銷毀，而他的研究成果有助於去除男同性戀的污名，因而受到同志社群的認可。他也說明，為了降低受訪者可能被他人指認出來的風險，他寫作變得有點綁手綁腳、不動感情；為了保護關鍵報導人的隱私，他無法像Whyte（1955）一樣寫出動人的研究歷程。 出版四十年後重讀此書，仍覺興味盎然，深受啟發。首先他使用系統觀察單，詳細記錄公廁參與者的身體互動過程（事實上參與者極少交談），書中舉例的幾段觀察記錄，活靈活現（當然也有評論者認為噁心、猥褻）。對啊，如果只有描述，可能讓人有獵奇的聯想。韓菲瑞斯進一步將參與者分類，包括玩家、異男、菜鳥、暴徒等；並強調在每次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事先決定，而是在過程中逐步形成。亦即角色不穩定、有彈性。接著他辨識互動的步驟與階段，如接近、定位、發信號、調度、締約、前戲、繳械、清理戰場，並討論參與者如何處理外來的入侵與偶發的風險。由於他另外參與了健康調查，獲得實驗（偏差）組與控制組的樣本（雖然不能保證控制組中就沒有茶室的參與者），因而可以對照參與者的社會屬性與茶室行為之間的關係。他依據職業與婚姻狀態，將參與者分成易男、糊性戀、同志、櫃妃四種類型，說明他們的政治態度與生活風格。從活動描述、角色類型、進行步驟，到參與者的社會屬性影響、茶室活動對社會大眾的衝擊，一層一層解析，結合了個人心理、群體互動與社會態度之間的關係，讓讀者理解在特定社會結構中茶室活動的意義。 這個研究遠在紐約石牆（Stonewall）運動之前，當時社會對茶室參與者的印象，咸認為他們是罪犯，會破壞社會秩序、帶壞小孩。然而韓菲瑞斯發現茶室參與者除了男同性戀之外，很大一部分是處在婚姻關係中的異性戀者，他們藉由與陌生男人的性愛來獲取心理的快感或婚姻的補償。根據他的觀察，也指出茶室活動是成年人雙方同意下的互動，不會騷擾陌生人，反而小心翼翼不要在他人面前洩漏他們的活動。陌生人如果沒有表現出有興趣參與的徵候（例如展示勃起的陰莖），不會有人騷擾他。他的另外一項學術貢獻，是提出到現在都還適用的理論概念：正義的護胸甲；亦即偏差者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具有不名譽的特質，因而不自覺發展出一種過度令人尊敬的自我表演。將自己變成正義的化身，來掩飾無力抵抗曝光驚恐的弱點。至今，我們仍不時可以在新聞媒體看到這樣的公眾人物。 《茶室交易》是田野研究方法極佳的參考書，也是討論研究倫理的好素材。弔詭的是，它一方面開啟、鼓舞了此後的公共性行為研究傳統，一方面研究的倫理爭議，卻又促成學界對於研究倫理的嚴格規範。進入偏差行為的田野，愈來愈不可能。由於知情同意等學術倫理規定，80年代之後，有關性慾的研究以文本分析為主，而不是田野經驗研究。社會學變成只研究人們「說」了什麼，而不是他們實際做了什麼。酷兒理論中，人文與社會學的不均衡發展可見一斑。結果，因為缺乏相關社會學經驗研究而無法對於愛滋政策擬定提出具體有效的建議。韓菲瑞斯所提出的正義的護胸甲概念，也正足以說明田野經驗研究的重要性。 韓菲瑞斯將他個人的社會實踐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而他的研究則同時處理個人與社會結構的關連。後來的研究者推測，他在茶室扮演的可能不是把風者的角色，而就是茶室活動的參與者。他研究的是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的次文化。在研究過程中，他曾經因為在公廁附近徘徊而被捕，但是他寧願被抓到看守所遭訊問搜身，也沒有亮出研究者的身份。他在「偏差行為」課堂的開場白是：「我抽煙酗酒吸毒，好，我們現在來談什麼是偏差行為」。除了眾所周知的研究倫理爭議，他在人權運動、同志運動、反戰運動的積極身影，也是我們理解《茶室交易》的重要線索。中譯本雖然遲了四十年，但是期待會有許多幸運的人可以因此認識韓菲瑞斯這位精彩人物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