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想像力到辯證的烏托邦
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未來城市》描繪的不只是未來人類聚落的景象，更是以人類想像力來彰顯的欲望、憂慮和恐懼。無論是水域邦國或空中城市、摩天高樓或地底深處，還是廢墟及其拼湊重建，作者保羅．多伯拉茲克（Paul Dobraszczyk）細數各種宛如奇觀的解決方案之際，也呈現了針對人類現實困境的不同診斷。於是，想像並非憑空幻想，烏托邦也非純屬虛構。真實與奇想的交雜，方令想像力得以發揮。
後現代地理學者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曾經提出第一空間、第二空間，以及第三空間的概念，分別指稱真實可感的物質空間、想像構築的心靈空間，以及真實與想像兼具的社會空間。他主張，第三空間宛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既是實際存在的場所位址，又帶有烏托邦的理想性質，因而與其他真實地方之間有著顛倒、翻轉、對抗的關係，並且在這樣的拉扯張力中，激發出更多的可能性。《未來城市》匯集的正是具有第三空間特性的異托邦。
想像力及其呈現，向來是人類社會的構成要素。例如，作為溝通媒介的文字和圖像符號，既銘記過往，也勾勒未來。符號是各種意念、現象和物體的抽象標記，仰賴社會成員對於符號的共同理解而發揮溝通效果，但也因為符號再現與其指涉對象之間的必然落差，容留了多重詮釋的可能。換言之，以符號來相互溝通，並據此創建社會的人類，必然得依賴想像力來縫合符號和真實的差距，並探索其間的多重意義。於是，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運動迴響迄今的「想像力奪權！」（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呼喊，在這種觀點下似乎顯得多餘了，因為想像力已然君臨天下。
不過，相對於一般想像，運用建築和城市設計作為載體的想像，無論能否實現，總是以其實驗性構築和圖面描繪的物質性，激起了奇想成真的感受，進而引人揣想棲居其間的體驗。無論是指向烏托邦或敵托邦（dystopia，又譯「惡托邦」），召喚夢想或夢魘，《未來城市》的實驗構想都以其具體樣貌，傳達出建築烏托邦的感官撼動力量。物質化形象的具現，或許可能將想像圈限於奇異但鮮明的形體之中，但是作者更在意的，或許是引領讀者面對想像建築所依託、甚或創造出來的現實困局，並指出它們難以逃脫某些結構性的社會框架。
例如，階級差異似乎不僅難以透過未來城市的擘畫而抹除，反而可能因為這些所費不貲的天空之城、浮水居處或地下庇護所，而更形彰顯，甚至構築更嚴密的階級隔離。再者，書中案例也諭示了自然、機械與人類的交錯，以及建築、城市與社會的糾纏。這些交錯和糾纏，使得城市與建築的烏托邦更加動人心魄，甚至引人疑懼。歷史積澱下來且持續捆縛著我們的當下現實、默默成形中的半途現實、嘗試一躍而成的未來現實，都挑戰且挪用了想像力的抒發。想像力不僅奪權，想像力已經為既有的權力所用。
義大利威尼斯學派的建築史家塔夫利（Manfredo Tafuri）在名著《建築與烏托邦》中，訴說的正是建築的現代主義和前衛運動，如何從具有強烈社會進步意圖的理想倡議，卻受到資本力量利用，最後變成局限於學院內的形式主義觀念的過程。建築前衛運動以其否定力量批判了西方傳統社會的建築風格，嘗試創造奠基於理性、科技與平等的理想社會。這股指向未來的否定力量，正好有助於資本主義突破古老價值的束縛而追求發展。然而，前衛的建築與城市規劃意識形態，特別是其追尋自主性的企圖，卻未真正掌握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矛盾，使得前衛建築在完成初期的破壞任務後，與現實逐漸脫節，而成為難以實現的純粹烏托邦。
塔夫利描述的情境顯得悲觀，但也提醒了我們，未來建築與城市的願景，不僅要描摹理想城市與住居的可能樣貌，還必須扎根於針對當下現實的剖析，並且繪製從此地抵達彼方的路線圖，然後透過政治行動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哈維（David Harvey）在他的《希望空間》中，就此提出了辯證烏托邦（dialectical utopia）概念。他強調烏托邦，特別是富有時空樣貌的烏托邦，有描繪前行方向和目標的作用，但這樣的烏托邦理想必須根著於過去和現在，並且隨著我們對於當代的分析而調整，從而產生未來與當下的辯證關係。換言之，對於未來社會的籌畫，既不能淪為封閉性的權威圖像，也不是全然開放而無限變化，而是植基於過往和當前社會。這意味了未來城市的眾多種子，已經在當前撒下了，但是哪幾株會萌芽、成長和茁壯，還須取決於土壤、氣候、水文等環境條件，以及耕耘者的漫漫照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