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為用：底蘊積澱與活化轉生的辯證 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博物館如何誕生？」是知名文化政策學者Tony Bennett（1995）曾提出的大哉問，在殷寶寧教授筆下，則翻轉成為探問臺灣獨特歷史與政治情境的本地疑旨，開展出值得關注的後殖民視野和社區焦點。 當前臺灣的文化治理研究，空間上聚焦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主要城市，時間上則專注於日治時期與戰後階段。相對於這個主導趨向，殷教授選擇淡水小鎮，以後殖民視線凝望馬偕牛津學堂與紅毛城代表的西方傳教暨商貿脈絡下的現代性權力構造，既是重要補充，也是及時提醒。博物學知識與博物館空間營造，並非始於日本總督府的拓殖事業，而可以溯及馬偕兼具啟蒙意味的傳教志業。淡水的國際商貿港埠地位，則銘記了比台日文化融混更複雜的東西方勢力雜揉，體現了與漢人兩岸移民拓墾平行的跨洲海洋貿易。 再者，文化資產的「誕生」及其博物館化，作為人們在持續流變的時空中，因賦予特定價值及意義而刻意保留和停駐的所在，必然彰顯了變與常，或者說，開發與保存的張力。本書通過文化治理概念，探究文化資產與歷史記憶之指認、保存與再利用方式引發的爭議，既涉及中央與地方治理體制及權限的轉變，也牽涉不同群體對於利益、價值和審美的評斷，更掀起在地公民團體與社區再組織的活力。 殷教授生動描繪地方文史與社區團體的串聯、老街保留倡議與創意市集舉辦、古蹟活化與生態博物館經營方針、觀光導向創意城市的擘劃，以及遊客參訪的多樣經驗，勾勒出各種記憶、認同及願景的繁複圖景，值得深思品味。以下僅針對展讀本書所獲四項啟發再做申論，據以對話，也作為讀者考究的參照線索。 一、殖民現代性的曲折：文明暴力、文化融混與「擬物神化」 本書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以後殖民視角重新評估馬偕的傳教及附隨的啟蒙教育事業，並且批判地檢視了馬偕博物學收藏的知識／權力叢結。Walter Benjamin 宣稱，沒有任何文明記錄不同時也是野蠻行徑的記載（1969：256）。啟蒙理性與進步揚升的燦爛光照，往往同時將傳統感性視為落後而壟罩於陰鬱暗影。當然，文明與野蠻總是相互界定、同生共存。不過，臺灣早期原住民、漢人與西洋傳教士的相遇，或許不是文明與野蠻的單純對照，而是多種不同文明心態的交錯，卻在局勢偏袒一方的失衡下，使他方淪入自我懷疑。 再者，文明與野蠻也非截然對立，而是文明內蘊著野蠻。無論馬偕的牛津學堂或日本總督府的博物典藏事業開展，都立足於能將特定物件抽離原有脈絡、再安置於特定知識分類框架中的權力。這種抽離的力量，以及事物秩序的再編排與詮釋，體現了實質暴力與象徵暴力，卻是博物館作為文明殿堂的構成條件。而且，時移事往的距離感，更淡化了原初的暴力，使得觀者進入抽身凝視的位置，甚且誤認物件展示的安排乃是為了成就自身的文明主體性，而非反過來，觀眾其實是被吸納進入龐大的規訓網羅中。 不過，佔有優越地位的教化者無法保持邊界內的純淨，反而經常因為風土條件、跨界交流、展現善意，以及異文化誘引，致使西方文物形制必須折衷融混、發明創新。我們也能設想，納入典藏秩序的本地物件，正因為脫離原有脈絡、納入文明化地凝視，而有宛如物神（fetish）般召喚崇敬的特質。不起眼的生活物品，化身成為所屬類別的代表，躋身文化正當性的行列。 二、地景、文化資產與博物館的重巒疊障 博物館的誕生，透露了文明暴力、文化融混，與凡俗變身物神的曲折歷史。文化地景、文化資產保存與利用，以迄博物館化的層次，則是本書鋪陳的地理格局。生態博物園區、歷史聚落活化保存，或是地域文化振興等概念，顯示了保存作為維護與營造環境品質的策略，無法侷限於單一物件、建築和地點，而是必須關照廣袤的生活紋理。珍貴的不僅是博物館內部櫥窗的展品，也是博物館本身、近旁街區風貌、城鎮景觀、以迄水平線的延展與天際線的起伏。 這並非意味了城鄉環境不能變化，必須永凍如舊。相反，誠如珍雅各（Jane Jacobs, 1961）的主張，城鎮街區中最好是新舊建築雜陳，才能提供多樣的環境以滿足各種需求，像是付不起高昂租金的新創公司和小生意。隨著人類的繁衍、營生和創新，加以自然力量侵蝕破壞，聚落環境總是此起彼落地持續轉變。再者，所謂文化資產，經常是歲月摧折後的殘餘，方顯其珍貴而有保存之議。 然而，如果大面積推平重建，或者高樓突兀聳立於熟悉的地景上，可能會引發難以協調的疏離感，也一下子就截斷了長年累積的社會人際關係與生活型態，而那正是文化底蘊之所繫。博物館是斷離脈絡之文物的避難所，但是廣袤的文化地景若化作零散碎片，似乎就無處可去了。反之，如果在博物館舍的庇護外，整體生活環境也是支撐有價值文化的基底，我們就有了重巒疊障、互為倚靠的勝景。 三、築造地域認同：風土記憶與在地行動的匯流 文明暴力、文化融混、擬物神化崇敬的歷史曲折，以及地景、文化資產及博物館化的地理布局，構成了地域認同的繁複織理。然而，這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是回憶與行動之間的反覆斟酌、回返與前瞻。人類的隱微存在感，以及明晰的認同感，都在每日的記憶召喚和行動抉擇中落實，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持續築造、沉積和轉變。 博物館是築造認同的所在嗎？是，也不是。博物館及其典藏，以及一般文化資產的位址，都蘊含著刻意編排的記憶和歷史，也是特定社會行動的產物，並嘗試激發涉及認同的行動。然而，這些記憶、歷史和行動，卻不見得能召喚參訪者的歸屬感而令其進入有效的主體位置，反而可能是政府或菁英由上而下灌輸的疏離經驗。 在淡水或其他地方，地域認同總是根植於風土性記憶與在地化行動，換言之，離不開本地的生活紋理。於是，文化資產的宣告與經營，或許是面對持續變動的環境肌理而致力留存記憶的地方行動產物，也因而格外能召喚與塑造認同。就此，淡水重建街既是典型案例，也展現著獨特風土特質。當然，地方並非均質單一，人群及其利益也非和諧，反而充斥著異質的張力及衝突。開發或保存的爭論，以及歷史的多樣詮釋可能，使得文化資產離不開意義的競逐。然而，歷史與地理的積澱仍在表面的爭議和衝突底下，鋪墊了異質共生的基礎，這正是文化底蘊之所在。 四、文化的基礎設施化：積澱與轉生的辯證 最後，我提出「文化的基礎設施化」（the infrastructuring of culture），作為地域生活持續積澱且不斷轉生的指引。這裡的文化基礎設施不只是藝文設施，更不是旗艦型藝文館舍，因而並非吾人熟知的「文化建設」概念。猶如交通、供水、電力、能源、通信等當代必需品的輸送管線配置，基礎設施乃支持著社會生活網絡順利運作的實質部署。如果文化就是我們的生活，體現於環境紋理、社會關係及日常行動中，並且纏結成網，那麼，文化也可說有其基礎設施。進一步言，文化也最好是構成基礎設施，方能與催動社會變遷的其他力量抗衡，像是以安全、效率、進步、利潤之名而闢建的道路及橋梁基礎設施。道路必須是文化基礎設施的一環，而非其破壞者。 博物館、美術館、表演場所、文化資產的場址，或許是文化基礎設施的凸出節點和明星地標。但是，菜市場、社區活動中心、公園、廣場、車站、大樹下、河岸、路口，諸多人群匯流、創生互動、積澱記憶，在社會變遷中持續活化轉生的所在，也是文化基礎設施。比起單點的保存及特定文物的典藏展示，將整個城鎮人文、風土與地景視為文化性的基礎設施，我們才能夠既尊重長期積澱而成的生活肌理，又知悉如何在社會變遷的節奏中，適當調整特定建築、場所及土地的轉生再利用方式，而不致造成人類處境的斷裂、陷落、張力及阻礙。 於是，文化的基礎設施化不僅涉及搶救式的文史保存運動，也是反思城鎮運作的邏輯，重新認識和修補日常生活之支持網絡的長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