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需要什麼理論？
王志弘
過去幾年，我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在入學考的口試場合，或在備審資料裡，應考者常會宣稱自己的學習目標就是要鑽研理論，以補自己的不足。特別是有實務工作經驗者，往往謙稱自己遇到了瓶頸，希望藉理論之助來解惑，或自我提升到更高境界。研究所幾乎等於高深理論秘笈的傳授處所。
然而，到了上理論課程，尤其是規劃理論時，學子們態度就變了樣。膽子大點的直接扣問：學這些理論何用？不敢造次者則面露苦於理論的難色，私下可能也輕看似乎離日常生活和現實世界很遙遠的理論。
換個脈絡，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學者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一場演講裡指出，宣稱要探討「後設理論」（meta-theory），是把自己擺在距真實生活五步遠的地方。首先是後設理論；然後是做為後設理論探討對象的文學理論；再來是多數文學理論所仰仗的文學批評；接著有做為批評之對象的文學；最後才是做為文學描繪對象的「真實生活」（1990: 24）。即使規劃理論可能沒有那麼多層次，伊格頓也已確認了理論和真實生活的差距。更何況，規劃做為一項專業，更關注理論的實務功效，理論若無法直接導引實務，簡直就是玄學了，根本是教師折磨學生或展現權威的工具。
不過，伊格頓立即指出，「理論」與「生活」的對立其實有所誤導。他認為，一切社會生活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理論性的：即使很平常的一句話，像「我剛才把貓放出去了」，都涉及某種理論性命題，也就是牽涉了有關世界性質的、可以爭辯的陳述。他還說：「一切社會生活都是理論性的，一切理論也都是真實的社會實踐」（Eagleton, 1990: 24）。這裡顯然有對於理論一詞的不同認識。對他而言，人類是運用符號方能溝通與創造的動物，理論的用途既是穩定符號秩序，又是開展符號帶給人類的創造可能。
其實，國內多數的規劃科系學生，對於理論的主要認識就是模型，尤其是模擬現象、預測趨勢的數量化模型，接近自然科學或工程的主導典範。更重要的是，這些模型預期要能指引實務，提出判斷依據或具體解答。
然而，無論是讀者手中這本Philip Allmendinger的《規劃理論》，或是Scott Campbell與Susan Fainstein編輯，廣受採用的《規劃理論選讀》（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 2003），Jean Hillier與Patsy Healey合編的三大冊《規劃理論批判文選》（Critical Essays in Planning Theory, 2008），乃至於新近出版、同樣是Jean Hillier與Patsy Healey編輯的《規劃理論研究指南》（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Planning Theory: Conceptual Challenges for Spatial Planning, 2010），甚至是Brooks, Michael撰寫專供實務界閱讀、輕薄短小的《給實務工作者的規劃理論》（Planning Theory for Practitioners, 2002），顯然都不討論這些數量模型，反而有許多一般認定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甚至哲學才會出現的字眼，像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正義、溝通、平等、多元文化主義等，把事情搞得很複雜，探討平常不會想到的基本問題。更甚者，數量模型還可能隨同貼上系統論、理性論或程序理性標籤的規劃主張，一併遭受嚴厲的指責；過去認為是規劃之倚靠的精緻工具，在規劃理論課堂上卻顯得粗鄙不堪，一文不值。這種文化衝擊確實不小，也莫怪學子有著逃避或懷疑的心理。
然而，這種情況其實正反映出台灣教育過程中，對於思想訓練的輕忽，以及對於理論的深刻誤解。在此，我們或許該引述一下Scott Campbell和Susan Fainstein在為《規劃理論選讀》撰寫的導讀中，對於規劃理論之用途的說明。首先，理論促使了專業的與知識的反省；理論嘗試理解看似無關的、矛盾的都市發展面向，創造出一種理性系統來比較和評估不同規劃觀念和策略的好處。理論也可以提供一種共同的語言，有助於形成規劃系學生進入各專門領域以前的共通認同。規劃理論還是學科的哲學良心，其自我批判功能有兩方面：可以藉此宣稱相對於其他人的正當性；也可以用來質疑自身的正當性。最後，憑藉發展完善的理論基礎，規劃還能宣稱具有學術自主性，而這便制度化為碩士學程及城市規劃專業認證中的理論必修課（2003: 3）。
Campbell和Fainstein饒富深意地同時指出了理論的高尚志業（對現實與自身的反省），以及務實效果（學科正當性、自主性，以及圈內人的交流語言）。我們在此可以接回伊格頓有關理論之雙重作用的提醒：理論具有穩定符號秩序的保守功能，又開啟了創造的可能性。在銘記任何理論的保守功能，以及規劃理論的自我正當化效果之餘，我們祈願理論能夠有更深切的創造能量，或至少協助我們揭露現實的困局，以及自身的盲點。這時候，值得再度引述伊格頓的話語：
所謂理論，就是由於遭遇了某種嚴重問題，而強行加入某種新式自我反省中的實踐。就好像頸子上的小硬塊，理論是有地方出差錯的症狀（Eagleton, 1990: 26）。
所以，理論並非單純協助我們處理既定問題的模型工具，理論反而是指出了問題，擾亂了社會秩序。或者說，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理論的必然多元與衝突：維持既有世界觀和行動條件，甚至令人習焉不察的理論，相對於揭露這種世界觀的缺陷，覺察到特定秩序與行動之所以可能或不可能的條件的理論。伊格頓期許我們追索的是後面這種理論。同時，為了減少大家對於這種理論的敬畏，他又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是個優秀理論家：
小孩是最優秀的理論家，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教導去接受我們慣常的社會實踐是「自然」的，並堅持對這些實踐提出最令人尷尬的一般且根本的問題，以一種我們成人早已忘懷的詫異疏遠來對待它們。因為他們還沒有認定我們的社會實踐是無可避免的，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以完全不一樣的方式來做事情（Eagleton, 1990: 34）。
因此，理論的用途乃是個政治課題，而非知識課題。就此而論，理論與實踐或實務可說是密不可分。規劃首先是「動詞」，是實作，既是對社會與空間的規範性介入，也是對於未來與歷史的塑造，還是對人類和人性的干預。介入、塑造和干預會有差錯、偏移、意外後果；於是，我們必須反思。這時候，規劃成為「名詞」，是凝視、批判和思考的對象；規劃理論於是出現。規劃理論往往是在以史為鑑下，對過往規劃的批判反省，並據以前瞻規劃操作的新可能性。因此，規劃充滿了價值評斷和權力折衝。規劃是個政治過程，是利益競逐的場域。規劃理論也捲入了這種政治過程和利益競逐，是個權力∕知識的叢結。
無論是台灣房地產炒作熱潮激發出來的社會住宅政策爭議，全球氣候變遷威脅下國土治理的迫切與利益糾葛，乃至於日常公共空間如騎樓與人行道使用的衝突，都顯示了環境或空間規劃是個政治過程。這種複雜的政治過程亟需我們在運用理性程序的數量模型求取解答之前，探究一些更根本的問題，甚且質疑當前社會秩序得以存在的條件，展望其他替代性的前景。這正是理論的用處，Philip Allmendinger這本書的主要貢獻也正是通過評述各家各派有關規劃的基本爭議的思辯，來協助讀者開始提出自己的質問。
徵引書目
Brooks, Michael P. (2002) Planning Theory for Practitioners. Chicago: Planners Press.
Campbell, Scott and Susan Fainstein (eds)(2003)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 (2nd e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Eagleton, Terry (198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pp. 24-3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illier, Jean and Patsy Healey (eds)(2008) 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Planning Theory: Critical Essays in Planning Theory: Volume 3. Hampshire, UK: Ashgate.
Hillier, Jean and Patsy Healey (eds)(2008) Foundations of the Planning Enterprise: Critical Essays in Planning Theory: Volume 1. Hampshire, UK: Ashgate.
Hillier, Jean and Patsy Healey (eds)(2008) Political Economy, Diversity and Pragmatism: Critical Essays in Planning Theory: Volume 2. Hampshire, UK: Ashgate.
Hillier, Jean and Patsy Healey (eds)(2010)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Planning Theory: Conceptual Challenges for Spatial Planning. Farnham, Surrey, UK: Ash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