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在第六個星球遇見一個地理學家。地理學家終日坐在書桌前、足不出戶。他在書房接見探險家，把探險家所說的旅行經歷記錄下來。他要小王子描述他所居住的星球給他聽。小王子說：「我住的地方不太有趣。有三座火山：兩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不過我還有一朵花。」說到花朵，小王子就不禁興奮起來。然而地理學家說：「我們不記錄花朵。」小王子問：「為什麼？花是我們星球上最美麗的東西。」地理學家答：「我們不記錄花朵，因為它們朝生暮死。山不會移動，海水不會枯乾。我們只記錄這些永恆的東西。」結果在地理學家所繪製的地圖上，我們看不到小王子最心愛的花朵。
翻開報紙的房地產廣告，明明是在六堵推出的住宅計劃，但是地圖上卻將六堵工地畫在台北市信義計劃區和基隆市的正中間。三重的建築廣告，卻見中正紀念堂就在建築物的後方。而在松山房地產廣告地圖中，忠孝東路五六段都省略不見了，於是工地彷彿就在台北市東區頂好商圈旁。還有另一幅房地產廣告中寫道，從建築工地360秒到捷運線、180秒到高速公路、60秒到北二高。我想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廣告地圖，應該不會把它當真，知道這些地圖為了商業利益扭曲了真實。然而相對於房地產廣告地圖中作者以及其所具現的利益顯而易見，地形圖或世界地圖的作者卻消失、隱藏起來，讓我們以為它就是真實而精確的。
每一張地圖繪製都無可避免採取某一種觀點，因此面對地圖，除了問：「這張地圖如何愚弄我？」更要問：「為何我一開始就如此容易全心全意地相信它？」是怎樣的知識論立場讓我們認為地圖代表的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傳統的地圖觀是笛卡爾世界的產物。地圖被視為是真實世界按照一定比例的再現。地圖是傳遞訊息的媒介，而訊息與真實世界之間有著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溝通指的是將訊息從繪圖者經地圖到閱讀者作機械式的轉換。一個好的地圖繪製者能夠很忠實、沒有扭曲地將真實世界利用地圖傳達。當然真實世界與閱讀者所接收到的訊息難免存在誤差。誤差的來源包括製圖的技術、製圖者有意的欺騙、或讀者解讀地圖的能力。如果可以透過技術消除這些誤差，那麼此地圖就是完美的。這種觀念將事實與價值、技術與意識型態作一截然的分隔。它將扭曲與誤差視為是技術性的問題，也將詮釋當作是偏差。一個好的地圖應該確保閱讀者所接收到的訊息與繪圖者所意欲傳達的訊息相同；而此訊息是真實世界的正確再現。
這種將客觀的地圖繪製與宣傳地圖做截然的區分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知識論基礎上。當我們對地圖繪製者發問時，這個區分馬上就瓦解了。只有刻意地製造扭曲印象的地圖才是宣傳地圖嗎？或者所有的地圖都是宣傳地圖？然而將所有地圖視為宣傳地圖，只是迴避了真正的問題。既然所有地圖都是在一特定脈絡下所建構的意象，只是重複說明一般地圖與宣傳地圖都涉及詮釋與扭曲並無濟於事。它一方面預設了存在著一個可以對照詮釋與扭曲的根本客體，一方面迴避了一個可以批判地閱讀地圖的理論。我們所要面對的課題是認識地圖作為文本的論述本質，並建立詮釋地圖的判準。
我們相信地圖，以為它代表不容置疑的事實，它是與繪圖者的目的與意見無關的。這種天真的信心反映了我們忽略地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武器，它形塑了我們生存的世界。繪製地圖是一個詮釋的行動，它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問題。此行動的結果，即地圖，不只傳達了事實，也反映了作者的意圖，以及我們所體認或沒有體認到的關於作者的專業、時代與文化的境況與價值。因此，地圖是一種文本，它的意義與影響遠超出技術、作者意圖、以及資訊傳遞的範圍。
傳統的地圖觀認為地圖只是繪圖者與閱讀者之間的媒介。它忽略了地圖的非意欲的意義以及地圖所深植其中的脈絡，包括地圖中的圖形、符號、標題，地圖出現的位置及背景，地圖繪製的學派，以及地圖的社會文化脈絡。皮寇斯(Pickles)根據文本詮釋的理論提出詮釋地圖的準則。1.意義來自於文本本身，而非外部的投射。2.詮釋者有責任與文本建立和諧而熟悉的關係。3.說明文本對今日的我們有何意義。4.操作詮釋的循環。循環的層次包括，文本與其自身部份的關係，文本與語言的關係，文本與文化脈絡的關係，作者與其所處世界的關係。5.尋求適當的假說以使隱晦不清的現象得以說明並達成合理的理解。
正如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總是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之中，地圖也是一種社會建構。我記得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接觸現象學、詮釋學與女性主義知識論後，深深為之吸引。我開始尋找各種文獻，想更具體知道，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生物學與醫學如何是一個為男性所建構的學科。我讀到社會學中原來充滿著性別歧視，例如從男性觀點將郊區視為「臥室社區」；婦女的家務勞動被視為再生產，而不是生產；視戶長的職業為家庭社會階級的要素，而戶長又以男性為代表等等。而在分子生物學中，社會的性別價值觀也影響了「精子求愛說」以及「有機化學的受精隱喻」。精子就像特洛依戰爭中的英雄一樣，在通往新土地的旅途中克服種種挑戰、擊敗他的敵人、與公主結婚，然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細胞核被視為細胞的男性統治者，是上一代穩定而動態的遺傳、不動的動者、細胞的心靈。細胞質變成細胞的母性身體，流動的、變化的婚姻伴侶。這些具體的理論事實，讓我更加深刻理解科學所涉及的利益和權力。而渥德的「地圖權力學」也正是我期待已久的書。他具體地用「晴朗的一天」、「夜晚的地球」、地形圖等為例，說明地圖背後所牽涉的觀點和服務的利益。
從小學地理課本、教室牆上的掛圖到電視新聞報導背景所使用的世界地圖，幾乎都是採用麥卡托(Mercator)的投影地圖，甚至聯合國也用這張世界地圖來說明各國的外交政策。直至目前為止，它仍然是影響力最大的世界地圖。大家將之視為理所當然，以為它是「真」的、正確的。此地圖繪製於1596年，它忠於地點之間的相對角度，是為航海用途而繪製。赤道並不在地圖的正中央，而是接近下方三分之一的地方。阿拉斯加事實上只有巴西面積的五分之一，但是在此投影地圖上的面積卻變成一樣大，而北極則變成無限長的一條線。它其實是把白人的歐洲放在地圖的正中央，並且是用放大鏡來看歐洲和北美，而用倒過來的望遠鏡來看其他大陸。習慣於使用這張地圖的人，認為加拿大和俄羅斯是分處左右的兩大陸塊，然而在以北極為中心所繪製的投影地圖中，將會發現其實加拿大和俄羅斯相距就近在咫尺。
「晴朗的一天」，所謂「第一次從太空拍攝到的肖像圖」，其實是由人造衛星在850公里高，費時三年，所拍攝的三千五百萬張圖經過電腦處理後所製成。在開始選擇衛星資料處理系統時，就已經牽涉政治與軍事考量的折衝。而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地球反射的光線被拆解、轉換成電子訊號、錄製下來、倒帶回去、傳遞、接收、再次記錄、校正、加上註解、第三度記錄…以製造一幅圖畫。」參與製作地圖的藝術家再施上恰當的顏色，使得「這些手染的圖像愈來愈像它們努力要取代的繪畫。」弔詭的是「晴朗的一天」向我們顯示地球就是我們一向看到的樣子，因而終結了想不斷追尋更寫實的描繪地球方式的歷史。
但是「夜晚的地球」對「晴朗的一天」提出批判，挑戰其作為唯一的觀點。「夜晚的地球」的製作依賴發散光線，而「晴朗的一天」依賴反射光線。反射光線來自太陽光，再彈射回到掃描器，具有「自然」的性質。而發散光線必須有東西燃燒，它徹底浸淫在「文化」之中。因此，在「晴朗的一天」中，地球上是沒有人的。讀者可以想想，地圖上如果沒有人，那還會有其他什麼東西不見了？「晴朗的一天」選擇沒有雲層阻擋的時候拍攝，然而沒有大氣層，使得「晴朗的一天」無法成為地球的肖像圖，充其量只不過是地球的陸表及海面的圖畫。它也沒有夜晚，結果否認地球環繞地軸旋轉；沒有季節，同時呈現北半球與南半球的夏天，結果否認了地球是個球體......至於地形圖或公路路線圖，應該是最科學、客觀的，它又牽涉何種價值與利益呢？請讀者不妨自行仔細閱讀此書。
除了地圖之外，環境模擬也在建築、都市設計與環境影響評估等領域廣為運用。於是在建築物或其他公共設施尚未興建之前，就可以透過模擬方法，預先研究其對周遭環境的衝擊。繼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模擬實驗室之後，紐約社會研究學院也購置一套環境模擬設備。他們將紐約的某個鄰里做成模型，透過鏡頭在模型中穿梭，給人身歷其境之感。還記得我和研究所老師同學前去參觀，總覺得不太對勁。天空藍藍的，建築物乾乾淨淨的，似乎比較像是加州。而紐約的天空陰暗，公共建築物牆上滿是塗鴉；還有在紐約街道上行走，背包最好斜揹，然後隨時眼觀四方、提高警覺，這種身體與心理的感覺，就是沒法在模擬情境中感受得到。所以環境模擬固然開了一扇窗，重要的是我們要清楚知道，它讓我們看到什麼，又看不到什麼！
既然每張地圖都牽涉某種觀點、符合某種特定用途，則除了行政區域圖或地形圖之外，也許我們還需要聲音地圖、氣味地圖、公共廁所地圖......小孩也許需要的是關於泥巴、蟬鳴與蝴蝶的地圖。既然每張地圖都服務某種利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製作地圖，以賦予人們力量(empower)，並形塑不同的未來。我們也許需要女性公共空間危險地圖、女廁地圖...讓這些地圖成為女性之間交換經驗的媒介、提昇女性意識，進而形成公共輿論、形塑公共政策。我們還需要貧窮地圖、地下水污染地圖、濕地地圖、社區的活動地圖......
渥德在本書中提到愛滋病地圖的時代意義：「為了在科學上更加深入理解這項傳染，我們必須知道它在空間與時間中的狀況。...如果真正有效的教育介入行動需要一些提示，那麼沒有什麼比得上眼見為真。...對許多人而言，這種疾病顯得很遙遠，然而事實上卻是圍繞在他們身邊。...他們能立即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愛滋病用層級擴散的方式，從城市傳染到城市，然後藉由空間上的擴散傳染，從區域中心蔓延到周邊鄉村，就像桌布上的一塊酒漬......擴充設施(病床、收容所等)的規畫，需要我們思考要將新設施放置在何處...使他們有最大的機會去接近那些瀕死邊緣的人。」
接受地圖就是利益的再現，人們就不需要遮遮掩掩；免去掩飾的負擔，不必再假裝客觀性，就可以讓繪製地圖不再成為地理學家的專利，而成為你我可以製作的東西，為你、為我們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