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類主導的世界，在自保與擴張欲望的推動下，不斷變革；尤其現代性崛起後，在工業化、都市化、資本主義、國族主義及帝國主義聯手下，更是迅猛變遷，一路拋下了眾多的被侮辱者與遭損害者。
然而，相較於1980年代末期，冷戰終結，代議制民主與自由市場獲勝的樂觀宣告，晚近全球氣候變遷引致災變、後冷戰恐怖主義與區域衝突、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奇特結盟推動的福利體制崩解、加速競爭與剝奪，以及人口紅利結束後，老年退休負擔和青年失業糾結而成的世代緊張，在在激起了更深刻的焦慮和騷動。於是，危機再度成為時代關鍵詞；探問危機的根源、機制、後果，以及因應之道，則成了迫切任務。
就此，我認為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自1960年代末迄今，近半世紀以來，立足馬克思主義，建立他所謂「歷史地理唯物論」（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體系的努力，特別是他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針貶，值得嚴肅看待。近十餘年來，華人學界開始重視哈維的觀點，其著作也陸續譯為中文；哈維的資本迴路、時空修補、時空壓縮、奪取式積累、集體象徵資本等概念，也漸有學界援用。
不過，若說要與哈維論點有所辯詰對話，尤其根據本地經驗來檢視哈維理論的適切度，恐怕還有一段不小距離。在這個脈絡下，鄒崇銘的新作《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出版，評介哈維晚近七本著作，並以當前兩岸三地經驗作為參照，正有著推廣與對話的雙重貢獻。由於鄒崇銘已於書中詳論哈維的重要概念，我在此不再贅述。接下來，我仿效本書精神，提出一點對話，以及一條延伸閱讀的線索，作為呼應與推薦。
首先，哈維通過資本積累的三重迴路、金融信貸系統的中介，以及時空修補策略，來探討資本積累危機的產生與轉移，是他最為著稱的論點，也帶出空間生產與地理擴張的重要性。不過，晚近調節資本積累危機、從事區域競爭的重要手段，除了古典馬克思主義所論的生產力提升（技術與組織修補，以自動化與數位化為主流）、哈維提出的奪取式積累與時空修補（以私有化、金融與房地產投機，以及基礎設施擴張為顯例）外，還有觀光發展，以及漸次整併其中的藝術、節慶、文史保存與自然環境的遊憩化。
文化與自然甚至成為新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資源，在文史保存與自然保育的正當性底下，推動著資本積累與階級劃界。哈維曾在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1996）書中專論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也在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文中，討論文化如何成為資本挪取超額利潤的泉源，卻又引發了人民反抗。不過，相較於時空修補機制，哈維針對自然、文化及它們與資本積累危機關係，著墨較少。我們或許可以提出文化修補與自然修補概念，來延伸哈維的危機理論，並深究作為生活方式與認同的文化，以及作為生產與存在條件的自然，如何既是積累危機的修補策略，又是人民抵抗的基礎，同時因為這種張力而更足以成為推動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切入點。
其次，從空間與城市動態來探索當代社會的特質，除了哈維，另外兩位經常並論的重要學者，是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值得同時關注。已過世多年的列斐伏爾，在思想上對於柯司特與哈維都有些啟發。例如，列斐伏爾認為，西方先進社會已經從工業社會進入了都市社會，而其特徵是官僚控制下的消費；再者，日常生活中，消費者運動對於使用價值的重視，也值得作為傳統左翼階級鬥爭之外的聯盟對象與抵抗策略。
這個觀點，和柯司特早期主張以勞動力再生產來界定城市角色，提出集體消費的概念，並以都市社會運動作為社會轉型的推動力量，有所契合。柯司特1980年代以後的研究，則轉向了資訊化城市、流動空間，以及網絡社會等課題，也探索互聯網及社群網站作為公民抵抗媒介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哈維有關資本迴路的看法，則承自列斐伏爾有關資本主義仰賴空間生產或重組而得以續存的觀點。此外，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等概念，出現在哈維晚近著述中，提示了跨階級結盟與城市焦點的重要性，稍微沖淡了哈維早期遭到的，過度強調生產面與資本邏輯的批評。
於是，從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都市革命、城市權和日常生活批判，到柯司特的集體消費、都市社會運動、流動空間和網絡社會，以迄哈維資本迴路、時空壓縮、時空修補的歷史地理唯物論計畫，構成了一幅交織著多重線索，引導我們掌握當前社會狀況的地圖。當然，我們還需要充實更多在地認識，方能繪製更實用的地圖以避開險境，同時據以改變實際的地域，創建更公平而友善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