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策略、是目標，也是差異共存的生活
劉俊裕教授與合作團隊的成果《全球都市文化治理與文化策略：藝文節慶、賽事活動與都市文化形象》，兼有理論思辨與經驗剖析、共納本土與國外案例，在文化發展備受矚目之際，可謂正逢其時，值得各界參考研讀。
本書關注城市節慶賽事活動及其形象塑造效果，掌握非日常化、奇觀化的文化事件之操作機制、效果、爭議與抵抗。然而，在這些看似工具性的城市發展策略外，文化治理卻有著超越單純地方振興手段的深遠意味。我認為，文化治理的這種「超越」，正是值得吾人深思力行之處。
劉俊裕教授在替全書定位的第一章理論宏圖中，主要引述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以及政策研究的治理網絡概念，提出目前所見最周延繁複的文化治理分析架構。但更引人注意的是，他試圖超越「治理實踐的文化表象」，直指文化在追求發展的工具性思維以外的根本價值。他還期許以藝術、人文、美學、道德、情感為核心的文化治理場域，催動結構性的治理典範轉型；懷抱超越性理念的「藝術文化人」，能夠與長於謀略計算的「政治人」和「經濟人」抗衡，甚且成為引領社會的主體。
在劉教授倡議的本質理性、工具理性、溝通理性，以及人文理性的文化治理場域與思維邏輯劃分下，我們清楚見到了這個兼具掌握現實趨勢，以及追求理想境地的企圖。原初的本質理性，逐漸蒙受工具理性駕馭，但持續築造的公共領域及其溝通理性，則能激發內在反身性、推動文化治理的典範轉移，從而萌生人文理性的潛能。更具體的說，要有第三部門監督及文化公共領域的輿論，推動脫離權威式支配，以網絡式分權、多元互動和交流連結，塑造自主、反思、批判而開放的治理機制。更進一步，文化治理典範轉移還要回歸藝術、道德、情感等常民生活的終極關懷，尊重日常生活方式與共同理解感受，開展出文化的自我調節和規範。
以更簡便的方式來說，劉教授深切提醒我們，文化不能只是工具性思維下的治理策略，還必須是帶有理想性質的追尋目標，也是紛繁多樣的常民生活。於是，我們立即面臨了幾個難題。首先，本質理性、工具理性、溝通理性和人文理性具有不同、甚且相互衝突的思維與實踐邏輯，如何可能遂行轉化？文化公共領域、網絡式治理、內在反身性等推動典範轉移的機制，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嚴酷現實中建立與茁壯？
其次，作為追尋之理想，美學、藝術、道德、情感的自在表達本身，似乎有著難以化解的異質性、差異性理解和感受，因而有著內蘊的衝突。當前的庶民生活深埋於本質理性的排外、工具理性的駕馭，充斥疏離、冷漠和競爭，也激起沿著國族、族群、階級、性別、性傾向，乃至於年齡世代等社會界線而迸發的緊張，這一切還經常以文化之名而動員。簡言之，文化既是解藥，也是導火線。更甚者，工具性的文化策略及其產物，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累積沉澱，形成常民生活的文化理路，並塑造出功利性、計算性的文化目標；工具理性的動能似乎未見稍減，文化手段殖民了生活與目標。
劉教授深知這種文化難局，在其整合都市文化治理與網絡的架構中，正呈現了這樣的多元異質、支配、衝突和抵抗。然而，出於對人性求善的信心，以及網絡化和公共溝通體制的信念，我們似乎也能寄望人類的反身式學習和自我教育動力，能將衝突的現實逐步轉化成為差異共存的生活情態。就此，文化治理場域和網絡，確實不僅是文化政治的權力戰場，也可以是超越不盡理想之現實的必要烏托邦藍圖，指向David Harvey所說的「希望空間」。不過，我們需要持續的反身性啟蒙、靈活的組織和跨域動員，面對結構性的衝突，奮起對抗，方能將烏托邦藍圖轉化為能夠漸次築造而實現的希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