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民主化歷程中，創傷記憶場址如何在人權宣告及以文化為名的都市行銷裡，通過襲產化、景觀化和遊憩化等手段重組，轉生成為引渡轉型正義的紀念地景。作者結合文化治理、文化經濟與批判的襲產研究等觀點，運用文獻分析和田野觀察，比較韓國光州與台灣高雄這兩個非首都且擁有抵抗歷史的城市，其重塑創傷場址、治理暗黑記憶的異同之處與內蘊張力。作者主張，創傷場址的人權紀念地景塑造，體現了台灣與韓國民主化進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政治及經濟方面的複雜考量，通過文化轉生機制而彰顯出來，捲入了地方認同營造、城市經濟振興、以及區域政治抗衡。置身農業地帶的光州，比起仰望海洋城市策略的高雄，更依賴暗黑記憶的襲產化與文化經濟。相對的，在高雄追趕式的大型文化館舍興建風潮下，暗黑記憶與人權地景宛如聊備一格的點綴。然而，無論光州或高雄，人權紀念地景的文化轉生可能將歷史傷痛予以物質化和符號化，構成疏離的他者奇觀，卻錯失了轉型正義的實質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