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疫病的散播引發了社會流動的危機和恐懼，引致各種阻絕圈禁的反流動，可以藉由空間∕權力的各種視角加以檢視。傅柯提出的排除、隔離和監視權力機制及其相應的主體化和他者化現象，同時發生於臺灣的SARS處置過程。但是，由國家發動、社會各部門配合運轉的權力空間機制，並非順暢完美的權力機器，反而充滿脫節縫隙、模糊地帶和轉圜餘地，並在SARS衝擊下演變為治理危機。本研究尚關注風險地理和恐懼地景的塑造及不均等分布，視之為空間權力運作的另一種機制，並以臺北市萬華區為例，討論在特定地域的都市政治過程和危機處置脈絡下，地方形象的形成和轉變。最後，本文討論兩種社會改造的空間模型，即公共領域和異質地方：前者強調公共利益的理性討論和公民權利義務的充分發展；後者強調社會和個別主體形塑歷程中反身重構與反省的契機。我們認為，必須將公共領域和異質地方置於前述的空間∕權力運作機制中考察，方能評估其做為反省和抵抗機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