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日常生活史角度探索台灣社會的延續和變化，藉由「排隊」的相關論述和實踐，分析從「紀律型排隊」到「服務型排隊」的移轉，及其所透露的都市治理和發展的轉化。本文以1979年台北市政府推動的「排隊運動」為核心事例，討論威權政體下「國民生活須知」式的身體習性規訓，及其引發涉及秩序、效率和文明素養的討論，指出這項官方宣導運動其實是都市集體消費（公共運輸服務）不足與市民期望升高，以及適逢與美國斷交前後政治社會氣氛不安下，都市現代化發展論述與國家鞏固道德領導權的交匯場域。排隊所展現的公共生活秩序、效率及文明素養意涵，可以往前追溯到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性形成。排隊做為文明化的表徵和隱喻，也陸續呈現在各種對照城鄉差異、本國與先進國家，以及台灣與大陸的論述和想像裡。1990年代以後，台北捷運的排隊文化，以及戶政事務所、郵局和金融機構等地普設的自動化叫號機，則顯露了在新流動空間、科技中介、中產階級禮儀、顧客導向服務，以及民選都市政權的新治理模式下，排隊有了新的形式和意義。從講求秩序的紀律型排隊，到講求效率和平等的服務型排隊的轉化，正透露了新治理模式的浮現，但相同的是排隊依然是文明素養和現代化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