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本身就是一所大學校……。正是城市本身組成並改造了這些人，而且不是在某一個特有的學校或學院中，而是以每一種活動、一種公共職責，在每一場集會、每一次相遇的機會中造就了這些人。 ——劉易士．孟福(1993: 145) 什麼是公共？政府與人民如何在城市中營造公共精神？規劃理論學者佩蒂(Lisa Peattie)與上述孟福的取向十分接近。她將公共性連結上「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社群的概念，並且以「共享」(conviviality)來描述這種建造城市中共同體的感覺。她定義這種共享是「有別於被他人以及人造環境所操控的反應城市中的個人與城市環境互動、與他人進行具有自主性與創造性的交會，以集體行動共同描繪出工業生產力的對立面」。(Peattie 1998)生活在台北市，我們感受到的城市生活品質，其實與以上的公共性、共享的概念息息相關。例如，巷弄中被社區仔細照顧的公園綠地、或被搶救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或文化空間，使台北市具有人性的面貌。遮陽避雨的騎樓，寬廣的人行道、以及著重對身障者所需設施服務的捷運都顯示了這個城市的價值並非僅是效率，也注重對於使用者友善。垃圾不落地政策，街道上沒有垃圾桶卻不髒亂。市民使用付費的垃圾袋，並進行垃圾回收減量。這些都表現了台北市作為、或者期望成為一個中產階級城市的願景中，社會所分享、共同維持的某種共同體精神。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是上一個階段台北市的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成果。它是經由政府發揮領導能力(leadership)，市民社會經由組織化的行動，不斷在政策上給予壓力、監督，但也進行合作，所集體創造出新的公共文化。 然而，這個台北市從1990年代以來所逐漸累積下來的城市公共文化，近幾年卻面臨很大的反撲。一方面是，在城市建設上，前一階段台北市公共設施的建設與管理逐漸完備，而進入了再開發階段，但市民參與式模式仍維持個別社區與議題化、缺乏整體性的參與體制，去抗衡以官僚、開發商為主的政策菁英體系架構。都市更新與都市再發展，則以向發展商傾斜的相關法令或政策作為後盾，宣稱產業發展、市容美觀、房地產增值等僅有利於少數人的市政發展目標，來置換公共性的內容，使城市價值逐漸產生質變。更新與開發政策所捲動的利潤及其普遍性，將市民社會轉型到「所有權人」社會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