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心全球化台北對老市中心與內城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以及與此相關的公共藝術的文化表現。作者先說明2004年4月，面對全球城市的社會吸納與排除問題與空間隔離陰影，台北市政府為了「翻轉軸線」，有意識地提出了都市發展策略，著手推動「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本文就計畫形成的脈絡、主要內容、執行過程，提出分析。由於所謂的「儒道文化園區」計劃本身技術層次的疏漏，廟學宮三位一體的構想，是典型的實質環境決定論產物。再加上過份脫離現實，缺乏對計畫內容方面制度設計的支持，因此，在可預見的，更新區居民反彈與市議員群連續施加政治壓力之後，市長的政治意志經不起衝撞，計畫的執行就顯得後繼乏力，以致於局長們紛紛退縮。於是，除了少數實質工程尚在進行之外，文化局在大同區的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幾乎成為被遺忘在戰壕裡的單兵。然後，作者進一步說明衛工處在業務上的配合、文化局基層官員全力以赴、策展人以及公共藝術各個案的表現。最後，在結論中，作者提出對執行過程的反思與一點對空間象徵的討論，分別就：公共藝術策展人的新專業角色潛力與解除危機作用，以及文化局的制度性推動作用、資本主義城市的文化邏輯與藝術家的張力與潛力、公共藝術是摸索藝術與社區互動的理想還是一廂情願的文化騷擾、公共藝術的新嘗試、市府單位間協調與市長的政治意志等。至於，都市政策的死亡與都市象徵的開始，作者進一步分析其特性，認為這是全球化台北的一種重新界定公共性的過程，再現了都市政治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以為本文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