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1990年代台灣工業部門的電子業與農業部門的蝴蝶蘭產業分別的經驗研究基礎，由全球化的理論角度討論他們所表現全球經濟的共同邏輯，即，跨界的生產網絡，它也顯示了台灣經濟的結構與動力。一方面，這是新經濟歷史性地全球浮現的一部份，藉著資訊技術革命的滲透性、普遍性與過程取向的特性，形成一種有強制性的巨大力量。網絡化( networking) 是結構經濟與社會的關鍵過程。然而另一方面，台灣近年的政治結構與動力，民(國)族國家的重構，這是過了時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再現，在國際地緣政治所支配的脈絡下引起了亞太區域政治不確定性，即，跨界的政治( trans-border politics)。這兩者之間有結構性的衝突。作者指出，面對跨世紀的變局，這是國家的轉型與經濟的巨變，也是全球化過程中台灣社會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