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萬農民工充作底層勞動力的深圳富士康廠，既是全球最大的電子製造業工廠，也是美國蘋果公司最大海外代工廠。它的龐大規模，使得廠區建成，宛如城市生成；工廠經營，亦形同一座城市的治理。本研究檢視富士康龍華廠區的工人都市狀況，從整個“富士康市”所提供的個人消費與都市服務，分析他（她］們的勞動力社會再生產，從中指認出資訊社會下“血汗勞工”的當代變貌。從富士康案例，可反省地方國家（the local state］角色和其在工人住房等集體消費問題上的放任政策。農民工沒有能力進入住宅市場完成商品消費，他們不是入住宿舍，就是成為城中村的承租者。前者，工業資本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住房的壟斷供應者；宿舍既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有效管理工具，又是馴訓（discipline］二代農民工的空間。後者，城中村的超標建築密度、公共設施不足，都讓富士康勞工在社會排除下，成為斷裂城市的空間碎片。富士康工廠及周邊城中村是快速形成的龐大聚落，卻是沒有市民的城市。甚且，深圳地方政府為了產業轉型而推進的城市規劃，已誘發都市非正式部門的邁向正式化，以及工人鄰里高級化。如此富士康都市地景上階級重組的社會趨勢，正在加速深圳“世界工廠”的整體空間再結構。富士康資方回應“血汗工廠”質疑，高調實施漲薪、內遷分流以後，農民工們反倒陷入了排除加深的更極化都市狀況。